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一颗五千多年前的红玉髓珠，出土于新疆那仁苏墓地，却是由南亚的矿料制成；游牧民族建立的都城辽上京，也曾吸收学习中原的城国制度；云南先秦两汉时期的墓葬，清晰展现了云南地区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从并存到融合的动态过程……
日前，第八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45场学术报告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的新发现、新材料和新认识。
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考古知识体系
从雪域高原、辽阔草原，到绿洲走廊……中国边疆地域广大、文化多样。边疆考古既是复原古代历史的学术事业，也承担着实证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服务当代边疆治理的现实使命。
会上指出，依托丰富的边疆考古遗存，提炼本土理论认识，完善中国自主的边疆考古学术体系，是当前重要的学术任务。“边疆考古以实打实的累累硕果，延伸了边疆历史轴线，增强了边疆历史信度，丰富了边疆历史内涵，活化了边疆历史场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李国强说。他指出，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考古知识体系，其中既包含边疆形成发展演进的全部知识，也包含对边疆治理全过程的认识和经验。
边疆自古以来就汇聚多个民族，各民族选择了不同的环境适应策略和生存之道，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也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因此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协同研究，是边疆考古的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施劲松说。
边疆是理解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区域。向外看，它连接欧亚大陆，是观察东西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向内看，它又是农耕与游牧、中原与边疆长期互动的重要舞台。边疆考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能为我们进一步揭示各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为推进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和坚实的学术支撑。
科技考古还原跨越万里的文明交流
考古学者透过出土的一颗珠子、一块玻璃、一件金器，还原出古代文明之间的对话。而科技的力量，则为文明交流的故事补全生动的细节。
北京大学教授崔剑锋和博士研究生陈安琪，对新疆库车乌什吐尔遗址出土的38件玻璃样本，开展了主量元素、痕量元素分析及同位素溯源分析。研究显示，这批玻璃遗物至少存在三个不同来源：两河流域、中亚地区和新疆本土，为探讨丝绸之路玻璃贸易网络及区域生产模式提供了关键材料。
一颗红玉髓珠，同样为观察古代资源的流通开启了一扇窗口。红玉髓在古代世界常被视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同时长期被视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之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唐自华介绍，他和研究团队构建了东亚首个大规模、标准化的红玉髓地球化学数据库，将考古遗址出土珠饰与不同地区矿源进行比对，从而精准溯源。他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发现最早的红玉髓珠，来自新疆那仁苏墓地，距今五千年左右，是由南亚的矿料制作的。
地处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遗址，亦发现红玉髓珠，它们究竟来自何方？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它们可能通过长江中游或南方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研究团队对11颗三星堆红玉髓珠进行分析，得出了新的观点——其中7颗样品的成分特征指向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更为广阔的中亚造山带，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北部等地的矿源。这意味着，三千年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
越来越多考古材料正在表明，文明交流的历史，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早，范围也更加广阔。
农牧社会的互动共生
边疆考古丰富的材料，还展现了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社会之间持久而深入的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器物纹样、文化制度、生业方式等多层面。
“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牧业人群和南方农业定居人群广泛而又复杂的互动，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动力和很多历史性事件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郭物说。
辽代前期都城上京与后期都城中京的布局演变，便充分反映出北方游牧行国传统与中原城国制度的互动与融合。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副教授戎天佑介绍，起初辽上京是“东向为尊”的布局，皇城轮廓、地形与布局坐西朝东，这与游牧民族营帐东开的传统有关。之后，随着辽代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学习，辽太宗“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考古发现表明，辽上京在宫城南门加筑了夯土墩台和木构门楼，表达了对中原王朝面南称王思想的认同；到辽中京，都城真正实现了“坐北朝南”布局。
这种交流同样发生在普通人的餐桌和日常生活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志鹏从“生业考古”的角度，观察辽金元时期农牧社会的互动。他通过分析遗址中的动植物遗存、人骨遗存、残留物等，还原古人到底种什么、养什么、吃什么，并进一步观察农业与牧业如何互动。他以辽上京为例介绍，那里的植物遗存证实粟、黍等北方旱作农业的存在，动物遗存与文献则佐证了畜牧业的核心地位，表明辽上京是农牧互补、多元共生的复合型城市。他指出：“农牧互动与共生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重要条件。”
《光明日报》（2026年09月12日 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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