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願做中醫藥事業的一朵浪花（大家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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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8日，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記親手將“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獎章佩戴在我胸前，那一刻，聚光燈亮得晃眼，我的手微微發顫——這枚獎章不屬於我一個人，它屬於4.2萬多名逆行援鄂的醫護人員，屬於江夏方艙醫院晝夜值守的醫護團隊，屬於千千萬萬信賴中醫藥、配合治療的武漢市民，更屬於傳承5000年的岐黃薪火。榮譽更像一種提醒：我們只是中醫藥事業長河中的一朵浪花，真正托舉這朵浪花的，是國家與人民的需要。回望來時路，最清晰的印記並不是頭銜的增加，而是在一次次選擇裡，始終把“患者”二字、把中醫藥事業，放在個人得失之前。榮譽不是終點，對我而言，榮譽之后是繼續看病、教學、科研，是在關鍵時刻為中醫藥爭取應有的位置。
　　一劑湯藥，立下一生志向
　　我與中醫結緣，並不是從書齋開始的，而是從基層臨床開始的。
　　那是1968年，我畢業后被分配到天津渤海邊一個基層衛生院。在一個冬日雪夜，一名年輕患者突發急性腸梗阻。大雪封路，去20公裡外的區醫院手術已經來不及。危急時刻，衛生院一位中醫大夫開出一劑大承氣湯，竟使險情得到緩解。這件事對我的觸動很大。幾味藥，為什麼能在急症中發揮作用？中醫難道只是書本裡的舊學問嗎？那一夜之后，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中醫不是故紙堆裡的玄談，它是活生生能救人的本領。
　　從那以后，我開始自學中醫。后來，我參加“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有了脫產系統學習中醫的機會。1973年末至1976年初，我一邊學習，一邊參加醫療實踐，還和同學組成研究小組，在中醫治療急症、熱症、血症等方面不斷積累經驗。那段日子並不輕鬆，但我心裡踏實，因為我知道，自己正在向一條真正值得走下去的道路靠攏。
　　1979年立春剛過，在天津研究生考試報名的最后一天，我騎車趕了80裡路遞交報名表。那一路風很冷，但我心裡很熱。后來經過選拔，終於如願進入天津中醫學院首屆研究生班。回顧這個過程，我的中醫志向不是憑空生出來的，它來自患者的需要，來自基層臨床對我的觸動，來自一劑湯藥帶給我的震撼，也來自一個年輕醫生對醫學道路的重新確認。
　　津門名醫、國醫大師阮士怡先生，是我中醫路上的重要引路人。阮老早年學西醫，后來深耕中醫。他常對我說：“伯禮，醫乃仁術，無德不成醫。中醫要發展，光靠守成不行，得用現代科學把它的道理講清楚。”這句話，我記了一輩子。
　　讀研期間，我白天跟師臨証、抄方、學習各科知識，晚上泡在圖書館查文獻。我越來越感到，學習中醫不能關起門來，也不能排斥其他學科。我經常到天津大學、天津醫學院（天津醫科大學的前身）去旁聽，熱物理學、工程學、藥理學、統計學，許多看似離中醫很遠的知識，其實都可以成為我們理解中醫、研究中醫、發展中醫的工具。中醫要向前走，僅有經驗積累還不夠﹔但離開中醫自身規律，單純搬用外部方法也不行，需要在經典、臨床與現代知識之間不斷搭橋。
　　碩士畢業后，我留校任教，邊臨床邊科研，並組建全國首家中醫工程研究所，承擔國家“七五”攻關項目，開展舌診客觀化系統研究。我和團隊一起建實驗室、開拓中藥組分研究，推動名優中成藥二次開發，探索中藥數字化分析和配伍優化。歷經10余年攻關，我們建立了中成藥二次開發核心技術體系，大幅提升中藥制劑質量與臨床療效，相關成果摘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我確信：中醫藥學雖然古老，但理念並不落后。中醫的精華絕不能隻停留在經驗層面，必須用循証醫學証明其療效，用現代科學語言闡明其作用機制，讓更多人聽得懂、信得過、用得上。擔任第十一至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近20年來我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提交了100余項建議，全程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起草與修訂調研。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法》終獲通過，一代又一代人所追求的中醫藥有了國家大法護航，我心裡很難平靜。中醫藥不是哪一個人的事業，它關系的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的醫學智慧，也關系著今天和未來人民健康的現實需要。發展中醫藥，是在給整個中華民族爭生機，能為它多爭取一點空間，我覺得自己這一輩子的許多辛苦，都值了。
　　國有危難時，醫生即戰士
　　做醫生，平時坐堂看病是本分﹔國有危難時，醫生就是戰士，必須頂上去。2003年抗擊非典時期，中醫藥參與救治並非一開始就有足夠空間。一位西醫院院長的親屬感染SARS（非典型性肺炎）后經西醫治療仍高熱不退、病情危重，院長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找到我。我仔細研判辨症后開出中藥處方。幾天后傳來好消息：患者退燒，病情明顯好轉。我趁機請戰，天津市領導決定讓中醫介入治療，我受命擔任天津市中醫治療SARS總指揮，編撰《非典專輯》，籌建“中醫紅區”，縮短症狀持續時間，減少激素用量等，取得了確切療效。相關治療方案后被世界衛生組織頒布的《SARS中醫治療方案》收錄。對我而言，這不是為了爭一時名聲，而是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証明中醫藥可以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2020年庚子新春，新冠疫情驟然暴發，武漢告急。大年初二，我作為中央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即刻赴漢。抵達當天，我就奔赴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等定點醫院病區摸底。那時，情況很急，壓力很大。部分西醫同行對中藥仍有疑慮，部分患者也缺乏信任。我心裡明白，越是這個時候，越不能隻喊口號。中醫藥要拿出實實在在的療效，必須盡快把救治工作組織起來。我向中央指導組提出建議，建立中醫藥陣地，由中醫整建制承包方艙醫院。這個建議當天就獲得批准。隨后，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領導下，江夏方艙醫院火線籌建，我擔任名譽院長和總顧問，五省市中醫醫療隊進駐江夏方艙，主要採用中醫藥綜合治療：湯劑辨症施治，配合穴位敷貼、耳穴壓豆、八段錦導引，也注重情志調理。后來，江夏方艙醫院實現564名患者“零死亡、零轉重、零感染”，並總結出“降低轉重率”是評價療效的核心指標。經驗逐漸形成后，中西醫結合救治成為中國抗疫方案的重要亮點，“轉重率”也成為世界共同認可的標准。
　　最后一批康復患者走出方艙醫院時，我的眼鏡鏡片上有泡面的水汽，也有熱淚。那是我在武漢少數幾次落淚。一次是為犧牲的戰友和堅韌的武漢人民，一次是重回江夏方艙舊址時，面對物是人非，心裡久久難以平靜。
　　“國有危難時，醫生即戰士。寧負自己，不負人民。”這句話之所以有重量，不在於聲音多高，而在於它對應著真實選擇。國家和人民需要時，醫者決不能袖手旁觀。
　　桑榆不嘆暮，藥嶺有遠志
　　很多人是在榮譽和聚光燈裡認識我的。但我自己心裡最清楚，我的身份，始終是醫生。直至今日，只要條件允許，我仍堅持每周出3次門診。行政、科研、會議再忙，出診這件事不能丟。一個醫生，隻有坐在診室裡，看見患者的眼神，聽見他們的難處，才會知道醫學真正要回應的是什麼。
　　有人問我，你吃什麼補品？我說，看好一個疑難患者的成就感，比什麼補品都更養人。仁心不是一句激情的表達，而是一種長期、穩定、具體的專業責任。醫生看見的不應該只是指標，也要看見指標背后那個真實的人﹔不應該隻想著疾病本身，也要體會患者的不便、焦慮和難處。
　　我的座右銘是“賢以弘德，術以輔仁”。這是我從《論語》中悟出的道理。作為教師，我也常要求學生：“坐下來會看病，站起來能演講，閉上眼會思考，進了實驗室能科研。”這句話很朴素，卻是我對中醫藥人才的期待。學中醫藥的人，不能隻會背書，也不能隻會抄方﹔既要能臨床，也要能表達﹔既要會思考，也要能研究。中醫藥要傳下去，靠的是一代又一代真正有本領、有情懷、有擔當的人。
　　2009年，我把何梁何利基金獎、全國優博論文導師獎金等各項獎金捐出，在天津中醫藥大學設立“勇搏”勵志基金，獎勵品學兼優而家境困難的學生。針對當時大學生較普遍存在的問題，我發起成立了“勇搏勵志班”，班訓是“責任、堅韌、克己、奉獻”，讓大學生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十幾年來，有數萬的勇搏學子成為棟梁之材，正如他們自己所言，這個班不是讓優秀的人集中起來，而是讓集中起來的人變得優秀。我希望他們不僅學業優良，還要有高尚之情操、堅韌之品格、奉獻之精神，成為堪當大任的人。中醫藥事業也正是這樣，一代人接過一代人的手，一代人把路再往前鋪一點。
　　我已年近八旬，“桑榆不嘆暮，藥嶺有遠志”，雖然人到晚年，我仍然願意把時間放在事業之中。個人生命終有邊界，中醫藥事業卻要一代代人接續向前。一個人最終能留下什麼，不應隻看獲得過什麼稱號，更要看他把什麼交給后來者。
　　有人說我不懂生活，但讓我說，我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幸福。只要身體允許，就繼續出診，繼續帶學生，繼續為中醫藥傳承創新奔走。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建立健全中醫藥標准，推動中醫藥走向世界，這些事情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能做一點，就做一點﹔能往前推一步，就推一步。
　　說回到“人生”二字，我的經驗其實並不復雜，概括起來就是5句話：志向要從真實問題中生長，學問要從長期積累中扎根，創新要經得起實踐檢驗，醫生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學者要在國家需要時承擔責任。
　　榮譽會被寫進簡歷，但真正留下來的，可能是患者記得的診室，是學生接過的手稿，是一個中醫人對“賢以弘德，術以輔仁”的長期踐行。人生價值不在頭銜本身，而在個人理想是否與人民利益、國家需要連在一起。
　　我願做中醫藥事業的一朵浪花。浪花終歸大海，但事業會永遠向前奔涌。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27日 20 版）

                                                
                               
                (責編：李洋、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