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我写了一篇《中国，为什么急需“新高考”“新高校”？》 ，谈的是制度层面：在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高考、新高校，来更好地发现和托举X型人才。
写完那篇，我心里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问题：
就算我们真的有了“新高考”“新大学”，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新导师”“新老师”去“接住”这些年轻人，很多改革最终还是会停在纸面和架构上。
这几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
在智能时代，比起“新高考”“新大学”，我们可能更欠缺的是另外一种稀缺资源——“新导师”。
什么叫“新导师”？
不是把过去的老师统统推翻重来，而是看清时代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老师要怎样“升级”，才能真正托得起新一代年轻人的成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会回想到一个人——我的恩师，黄克智先生。这个月，是黄克智先生（1927.7.21-2022.12.6）诞辰99周年，“创生教育”的设计很多来自老师的躬体力行，这也诞生了“姊妹篇”，以此怀念我的恩师！
4月19日，南昌大学。
青山巍巍，碧水汤汤。一座新的雕像，静静伫立在校园里。
雕像的这位老人，一生淡泊名利，却对两件事牵挂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一件是力学学科的长远发展，另一件是年轻人的成长。
他就是我的恩师——中科院院士黄克智。
1947年，他从南昌大学前身江西中正大学毕业，后来成为我国固体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七十多年站在讲台上，八十岁还在带学生，九十岁仍然惦记着南昌大学的“本硕实验班”。
那天，在雕像落成仪式上，我被请去讲几句话。
站在先生的雕像前，我脑子里闪现的，不是那些可以写进简历的头衔和成果，而是他对我说过的三句话——这三句话，我这些年反复咀嚼，越品越有分量：
“基础学科要有人守，年轻人要有人带。”
“相信学生自己可以往前走。”
“做学问，要静得下心来；做人，要有担当。”
对我个人来说，他不仅改变了我的 学术道路，也改变了我近40年来的人生轨迹。
现在回看，这三句话背后，隐含着一个导师最重要的三个“底色”：
• 守与带；
• 信与托；
• 静与担。
这三组词，大概就是我心目中“好导师”的三根主骨。
1.“基础学科要有人守，年轻人要有人带。”
最早听到这句话，大概是2008年前后。
那时，我和南昌大学的同事们刚创办高等研究院，又设立了“本硕实验班”——也就是今天“黄克智理工基础学科实验班”的前身。摆在眼前的，是两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 怎么吸引优秀学生走进基础学科？
• 怎么让他们坐得住冷板凳？
黄先生知道后，主动提出担任实验班顾问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那时他已经年过八十，却每年都坚持来南昌大学，和学生们座谈，听老师们汇报，提意见、出主意。
他最爱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基础学科要有人守，年轻人要有人带。”
清华大学固体力学研究所教育改革（2002-2004）
左起：杨卫、黄克智、余寿文、郑泉水
我自己，就是被他“带”出来的年轻人之一。
1985年，我还在江西工学院。那时他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议组负责人，在审阅材料时第一次注意到我。
1987年，他和杨卫院士共同举荐我破格晋升副教授——那一年，我26岁，成了江西省最年轻的副教授。
同一年，在庐山的一次讲习班上，我鼓起勇气问他：能不能跟您读博？
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的话：
“你这个样子就不用读了。”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句，会以为是拒绝。实际上，这是他典型的说话方式——字面好像是“打击”，背后是另一种“托举”。
他当场就开始替我想路子：怎么把我之前做的工作整理成博士论文，怎么打通制度上的障碍，让一个没有清华任何在读经历的外校人，能直接获得清华的博士学位。
1989年底，我成为清华大学第一位外校来的、没有本校在读经历、直接获授博士学位的人。
如果没有他那句“基础学科要有人守，年轻人要有人带”，以及背后那一连串实际行动，我的人生恐怕会是另一条路。
这句话看起来在讲“学科”，其实更在讲“人”：
•“守”，不是守着自己的位置不动，而是要有人愿意为一个方向、为一群人负长期责任；
•“带”，不是拉着学生按自己的路线走，而是要主动去发现、去托举那些值得守护的年轻人。
2.“相信学生自己可以往前走。”
这句话，先生从来没直接对我说过。
但在跟他三十多年的相处中，我越来越清晰地“读”到了这个意思。
他对学生，有两个看似矛盾的特点：
• 一方面，对学术要求极其严格；
• 另一方面，又鼓励学生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他的一位学生跟我讲过一个小细节：
先生看论文，连标点符号都要抠。但如果学生说：
• “我想换个方向”；
• “我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反而会眼睛一亮，说：“你去试试。”
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1990到1993年，我在英、法、德做了三年半访问研究。临近回国，先生帮我打通了回清华的整条通道——教授职称、档案、户口、孩子入学，一路协调得清清楚楚。
但在“学术方向”这件事上，他从不对我下达指令。他没对我说过：
“你必须沿着我这个方向做下去”；
“你应该写哪一类论文，发在哪些刊物”。
他的做法是：平台给你，机会给你，舞台给你，然后说一句隐含的话——“你自己往前走”。
今天回过头看，我愈发觉得：
真正高水平的导师，往往不是那些替学生做很多决定的人，而是那些愿意把路铺好，然后相信学生自己能往前走的人。
这种信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托举。
3.“做学问，要静得下心来；做人，要有担当。”
这句话，是先生经常对学生讲的。
他这一生，如果只看学术履历，本身就是两个句子的注脚：
“静得下心来”，
“有担当”。
五十岁以前，他沉下心来做板壳力学；五十岁以后，转向断裂力学；六十岁开拓智能材料相变力学；七十岁搞应变梯度塑性理论；七十五岁开始做纳米管力学；八十五岁，又跑去研究页岩油气开采中的本构与断裂问题。
别人一辈子在一个方向上做出一点名堂，就已经很不容易；他做了六个，每一个都做到世界前列。
这一方面靠的是极强的自律和专注，另一方面靠的也是一种“舍得”：该放下的时候敢放下，重新开始的时候敢从零起步。
这些年，每当我在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上做一些新尝试，内心有犹豫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两个问题：
这件事，是不是值得静下心来做十年？
在关键时刻，你敢不敢、愿不愿意承担一点责任？
这就是“静”与“担”。
有人可能会问：黄克智先生是在上一个时代，那样的老师是不是离今天太远了？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正因为时代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才更需要回到这些根本的东西上来。
1.知识可以越来越多“交给系统”了。
课堂、讲授依然重要，但在智能时代，
现在，一个学生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条网线，就可以：
• 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开课；
• 随时查阅最新的文章、数据；
• 借助大模型阅读、写作、编程，甚至设计实验。
很多过去必须通过老师“口耳相传”的知识，现在可以通过智能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自动完成传递。
这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如果导师的主要价值，仍然只是“讲书本上的知识”，那他的不可替代性只会越来越弱。
课堂、讲授依然重要，但在智能时代，如果导师只停留在这一层，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2.人才需求变了：不仅要A，更需要X。
在上一篇“新高考/新高校”里，我把我们面临的人才结构变化，概括为A型和X型的转变：
• A型人才，擅长执行标准、完成规定动作，是工业化时代的主力；
• X型人才，擅长提出新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开辟新路径，是数智化时代解决“钱学森之问”的关键。
对A型人才，体系已经相对熟悉：标准化训练、统一考试、清晰的评价指标。
但对X型人才，情况完全不同：
• 他们的轨迹往往是“非标准”的；
• 他们的成长路径充满试错和迂回；
• 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再多刷几套题，而是在关键节点上，被看见、被理解、被托举。
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智能系统都不擅长的地方。
3.教育形态在变：从“答题者”到“出题者”。
在上一篇“新高考/新高校”里，我谈到：
新高校，应该成为X型人才的教育特区，让学生从“答题者”转变为“出题者”。
不论是清华的钱学森力学班、南昌大学黄克智实验班，还是后来深圳零一学院，我们做的一件事，其实就是：
• 帮学生尽早学会提出问题、定义问题；
• 以真实世界的问题和项目为脚手架，让他们在实践中长出能力；
•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简单灌输知识，而是激发内生动力。
在这种教育形态下，对导师提出的要求和过去完全不一样：
• 既要懂学科，又要愿意跨学科；
• 既要能讲课，又要能带项目、带团队；
• 既要关心学生的成绩，更要关心学生的方向感、使命感和长远成长。
所以，我才会说：
智能时代急需的不只是“新高考”“新高校”，更急需一大批“新导师”。没有新导师，再好的制度，也很难真正托起一代X型人才。
那什么样的导师，才算是“新导师”？我不敢下绝对定义，只能根据自己这些年的观察和实践，谈三点我认为特别关键的变化。
1.从“管着学生的老师”，到“托举学生的合作者”。
第一种变化，是角色的变化。
在不少人的惯性想象里，老师的基本形象大致是：
• 管纪律、管进度、管方向；
• 布置任务、检查作业、打分评判。
这样的角色，在标准化大班教学里有其合理性。但在面向X型人才的培养中，如果老师仍然主要停留在“管”的位置，就很容易“压扁”一些本来可能很有潜力的“非典型”学生。
黄克智先生给我的，是另一种范式：
• 他帮我打通从江西到清华的整个制度通道，让我有机会站上全国力学界的主舞台；
• 他愿意在关键时刻出手，把我“托”上一个更大的平台；
• 但他并没有把我“拉”在自己身边，按自己的设想安排路线，而是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自己去探索。
在钱学森力学班、黄克智实验班，我们延续了这一点：
• 搭好“进阶研究—精深学习”的脚手架；
• 把通往顶尖实验室和企业的路打通；
• 然后把选择权还给学生，让他们基于自己的兴趣和判断做选择。
在深圳零一学院，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步，把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意识地设计成“共同承担风险的合作者”：
• 导师不是站在上面“派任务的人”，而是和学生一起接真实世界的难题；
• 课题方向错了，一起复盘；
• 项目扛不住了，一起调整；
• 学生想换赛道了，一起分析利弊和成本。
在现实高校里，我也看到很多一线老师，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这样做——在时间压力和各种考核下，仍然愿意多花一点力气，陪学生走远一点路。
在我看来，这样的角色更符合智能时代的要求：
导师不是“管着学生的人”，而是在关键节点上“托举学生的人”；不是只在台上讲课的人，而是愿意和学生一起走路的人。
当然，这样的转型，不可能只靠导师个人的情怀支撑，还需要学校在工作量认定、评价体系等方面，给导师留出空间和支持——这正是“新高校”的命题，也是“零一学院”在探索的事。
2.从“给标准答案的人”，到“帮学生找到自己问题的人”。
第二种变化，是工作重心的变化。
在一个“答案稀缺”的时代，老师最重要的使命，是告诉学生什么是正确答案。
但当标准答案越来越容易被搜索、被计算的时候，老师如果还把主要精力放在“答案传递”上，就难免会被边缘化。
在创生教育的语境下，我越来越认可这样一个判断：
导师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在于告诉学生“这一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而在于帮他们找到“值得一生去寻找答案的问题”。
在钱班，我们鼓励学生尽早从“刷题”，转向对“问题”的敏感和执念；
在深圳零一学院，我们干脆不设传统学科，而是以“未来智造”“生命未来”“智能社会”等挑战问题为牵引，让学生围绕“我真正想解决什么问题”来设计自己的学习路径。
在这种设计下，导师的工作重心自然就变了：
•少一点“这是标准答案，你记住”；
•多一点“哪些问题值得你花十年去做”；
• 帮学生看到更大的世界，也看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智能时代，知识本身不再是最稀缺的资源，真正稀缺的是：能够提出好问题，并长期追问下去的人。
“新导师”的使命，是在学生心中点燃这种“出题的能力”和“出题的勇气”。
3.从“只管专业的教授”，到“能为学生的人生与担当站出来的长者”。
第三种变化，是影响边界的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默认教授只需要对“专业”负责，对学生的人生和价值观，似乎可以“不多操心”。
但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焦虑越来越普遍的时代里，如果导师只谈论文、只谈技术，而避开关于意义、担当、长期主义的对话，学生很容易在短期冲刺中迷失。
黄克智先生那句“做学问，要静得下心来；做人，要有担当”，在今天听来，未必那么“时髦”，却有一种穿透时间的力量。
我越来越觉得，智能时代的“新导师”，需要有这样一种能力：
在学生迷茫、功利、焦虑的时候，有资格、也有底气，说一句：
“先把心静下来，想清楚你真正想做什么；
再问问自己，你愿不愿意为这件事多承担一点责任。”
这种话，AI说出来没有分量；只有那些自己静过心、扛过事、做过选择的人说出来，才会有力量。
“新导师”不是少数“大师”的特权。
在我接触的很多普通高校里，一线老师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做这些事，只是常常缺少一个清晰的名字和被看见的机会。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点致敬。
智能时代，除了真人导师，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变量——“系统”。
我们可以用各种智能系统来：
• 分析学生的学习轨迹和特点；
• 识别他们可能的兴趣和潜力；
• 提供个性化的课程、项目推荐。
在深圳零一学院，我们也在做这样的探索。
我们尝试构建一套“智能导师系统”，辅助真人导师更好地了解和支持每一个学生。
在内部，我很想给这个系统取了一个工作代号——“黄克智先生”。
很多人听到会有点吃惊：
为什么要把一个系统，叫做“黄克智先生”？
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提醒。
•纪念的是：他把“守与带、信与托、静与担”活成了一位导师的日常；
•提醒的是：即使在智能时代，我们要用技术去做教育，也不要忘了，真正值得“让系统学习的”，不仅是知识的结构和能力的模型，更是这样一种“做导师的底色”。
这里说的“黄克智先生”，只是我心中对这套系统的代称，它不会、也不可能被拟人化，更不可能替代真实的老师。
我并不期待这个系统可以“替代”真人导师。
恰恰相反，我希望它做的是三件事：
• 帮真人导师更早地“看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孩子，让“带”和“守”更精准；
•提供更多维度的信息支持，让导师在“托”的时候心里更有底；
• 在节奏越来越快的环境里，时不时提醒我们，别忘了“静”和“担”这两个字。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从黄克智先生，到“黄克智先生”，是从一个人的导师之道，走向一整套系统和生态中的导师之道。
技术只能做辅助，真正的导师永远是具体的那一个个人。
回到文章标题的问题：
中国，为什么急需“新导师”？
结合这几年在清华钱学森班、黄克智实验班、深圳零一学院的实践，我现在的体会是这样的：
1.智能时代，知识可以越来越多地交给系统来教，但“看见一个人、托举一个人、成就一个人”这件事，依然离不开真正的导师；
2.我们正在讨论“新高考”“新高校”，但再好的制度设计，如果缺少一大批“新导师”去承接和落实，最后很可能只是“制度上的进步”，而不是“人心和命运上的改变”；
3.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里，年轻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信息，而是方向感、定力和担当。而这些，恰恰是导师可以、也应该帮助他们去建立的。
同时也要提醒自己：新高考、新高校，是结构性的条件；新导师，是关键的变量。两者缺一不可，不能用“导师责任”去遮蔽制度设计的责任。
我当然清楚，“新导师”不是靠一篇文章喊出来的，更不是靠一个文件规定出来的。
它需要的是：
• 一批一批愿意坚守、愿意托举的老师；
• 一所一所敢于在制度和文化上真正支持导师的学校；
• 一个允许试错、鼓励长期主义的教育生态。
也想特别说明一点：这篇文章和前一篇《中国，为什么急需“新高考”“新高校”？》
一样，只是我作为一线实践者的一些思考和设想，更像是一张“供大家讨论的草图”，远不是已经成熟定型的“蓝图”。
真正的制度变革和育人变革，一定要在国家的统一部署和政策框架下，由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学校一起，经过充分论证、小范围试验，再稳步推进。我对现有教育体系本身，是抱着很强敬畏心的。
如果说上一篇更多讨论的是“制度怎么改”，这一篇，更想强调的是“人要怎样站好”。
制度很重要，人更重要。在智能时代，真正决定一代年轻人高度的，往往不是一次考试本身，而是站在他们身边的那一批导师。
愿我们自己，先努力成为那样的导师，也愿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能够在更多地方，让一批又一批“新导师”真正长出来。
创作 | 郑泉水
顾问 | 顾明远 汤敏 彭小毛 张小琴
【责任编辑：闫景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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