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技術向善研討會日前在深圳前海舉辦。主辦方供圖
7月17日至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在上海舉行。大會直面時代之問:面對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如何推動人工智能安全、可靠、普惠發展?
中方提出,各國應當秉持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維護共同安全的一個重要動力源,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
日前,在深圳前海,來自17個APEC成員經濟體的50余位代表,圍繞人工智能等技術如何向善主題,從市場激勵、算法公平、倫理審查、全球南方發展等多角度展開討論。
技術向善,需跨越市場邏輯
一款保護隱私的應用,敵不過大數據“殺熟”的精准算計﹔一項節能環保技術,可能輸給更低價的高能耗產品﹔一種更耐用的設計,被“計劃性報廢”的商業邏輯淘汰……技術向善的美好願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常常碰壁,不少企業因此滑向短期主義。
“負責任商業行為不是企業的額外負擔,而是新興技術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論壇工作組亞太區委員Pichamon Yeophantong強調,當一項技術在設計階段就沒有考慮人權影響,事后補救的成本比事前預防往往更高。
與會嘉賓普遍認為,技術向善不能靠“事后道歉”“打補丁”,必須嵌入產品研發設計的“第一公裡”。
加拿大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倫理工程研究主席Jason Millar指出,業界已有能力將倫理考慮嵌入技術設計,關鍵在於建立相應的激勵政策與設計標准,讓先行自律的企業獲得回報,避免其在競爭中吃虧。
面對客觀存在的市場失靈,誰來為技術向善買單?在與會嘉賓看來,“向善”不能只是形象工程,也需要合理的市場定價,促進科技成果公平普惠,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當前,市場定價機制尚未將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價值融入企業估值體系。”日本芝浦工業大學副教授Upalat Korwatanasakul帶來一項基於泰國企業10年數據的實証研究:強ESG表現與強財務表現之間無顯著相關性——做好事沒帶來超額營收,也沒有導致利潤縮減。
菲律賓衛生部知識管理與信息技術服務局局長Bently Roxas建議,通過隱私保護法規、碳定價等措施,將社會責任內化為企業的發展成本。同時,政府和早期風險資本應共同承擔長期主義的孵化成本,為可持續增長鋪平道路。
“創新不僅僅是為了追求速度和繁榮,更是為了實現‘技術向善’。”深圳市科技創新局局長張林表示,深圳在前海持續探索以制度創新和場景開放賦能技術應用,為亞太地區的技術治理提供了鮮活的實踐樣本,將充分發揮改革創新試驗平台和對外開放門戶樞紐的獨特優勢,積極推動APEC框架下的科技創新合作。
算法治理,應守住公平底線
當前,人工智能已滲透到信貸審批、簡歷篩選等關鍵決策中。在提升效率的同時,算法偏見、數據鴻溝、技術標准話語權的不平等,正將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群體推向邊緣。
“主流大語言模型主要基於發達國家數據訓練,其價值觀存在明顯偏差。”智利國家人工智能中心主任Alvaro Arriaza強調,機會平等的前提是技術能力平等,發展中國家若缺乏自主訓練和調整算法的能力,將面臨淪為“數字殖民地”的風險。
為打破這種不平等,智利團隊開發了本地化的“LATAM-GPT”,並培訓了超10萬名本地人員。“必須提升本地人員的人工智能素養,讓技術真正服務於本地社會文化背景,消除知識霸權。”他說。
這一探索背后,是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共同問題:如何讓人工智能的進步,不是某個國家的獨角戲,而是全人類的協奏曲?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哲學系教授Soraj Hongladarom認為,發展中經濟體應制定自己的規則,不必被動適配他人標准。關鍵在於通過APEC等平台持續審議、協商,爭取讓規則更加公平。
振威國際會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裁鄧小輝建議,設置中小企業標准能力共享組織,提供免費或低價合規輔導,同時推動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標准對接與互認,讓發展中經濟體從“規則旁觀者”成長為“規則參與者”。
與此同時,算法治理也是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礎。
“沒有信任,不成規模。”新加坡人工智能協會首席執行官Tay Boon Kiang認為,政府和企業必須建立算法的透明度機制,讓用戶知道自己何時在與算法交互,以及算法如何做出影響其權益的決策。
這些討論與《2040年APEC布特拉加亞願景》的核心關切高度契合:創新和數字化不應隻服務少數群體,而應惠及所有亞太人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與人文科學部門研究、倫理與包容司兼生物倫理與科技倫理處處長Dafna Feinholz表示,隨著技術快速發展,國際社會亟須建立面向未來的科技倫理保護機制,推動科技倫理治理更加包容,切實保障不同群體權益,確保科技創新始終堅持以人的根本利益與福祉為中心。
創新加速,監管要跑在前面
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推進,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裡。監管如何跟上技術更新的腳步,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話題。
“人類像鍋裡的鷹嘴豆,被算法烹煮,有的恰到好處,有的卻糊在鍋底。”澳大利亞負責任人工智能組織創始人Syed Mosawi提出,倫理審查的本質,就是在加熱失控之前,按下那個“暫停鍵”。
然而,“暫停鍵”如何設置、誰來操作,需要更成熟的治理機制來回答。
“倫理審查的目的不是阻止創新,而是讓創新走在正確的方向上。”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教授Robert Sparrow指出,審查者必須具備足夠的技術理解能力,避免淪為形式主義的“蓋章機器”。
新西蘭奧克蘭大學人工智能講師Kerry McInerney主張從源頭抓起,將倫理教育納入計算機科學必修課。她在教學實踐中為學生准備了“倫理工具包”,幫助未來的技術開發者在學生時代就樹立倫理意識。
韓國國際人工智能與倫理協會主席Changbae Jeon認為,企業內部必須賦予倫理委員會真正的“叫停”權力,讓倫理審查擁有實權,而非空名。他同時提出,單一國家無法解決全球性倫理挑戰,應在APEC層面考慮建立統一的安全和倫理委員會,協調各成員立場與行動。
“算法一定比政策跑得快,我們的目標不是預測所有問題,而是加強管理層面的能力。”韓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院榮譽研究員Yongsuk Jang呼吁,要用前瞻性的、持久性的治理原則,贏得公眾信任。
技術外交全球研究所首席運營官Sïmon Saneback指出,APEC經濟體同時容納技術領導者、新興數字經濟體,覆蓋芯片、制造、平台、數據等全產業鏈條,可以在不同現實中測試技術向善理念,實現跨境傳播,共同塑造包容、協調的數字未來。
研討會現場發布了《APEC技術向善:典范案例與行動指南》和《技術向善深圳倡議》,力圖為各經濟體提供可參考的技術治理實踐框架,通過共識驅動,推動技術向善從理念走向行動。
“技術前瞻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塑造未來。”來自泰國的APEC技術預見中心副主任Kommate Jitvanichphaibool說,APEC各經濟體需要主動構建包容、韌性和以人為本的共同未來,不讓任何一方在技術浪潮中掉隊。
(責編:李語、陳育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