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買賣”新交易背后 學術評估痛點依舊

沙漠船

　　近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就一些不法單位或個人通過網絡、媒體及電商，冒用其標識，公開售賣、有償修改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書相關問題發表聲明，正告所有從事買賣、有償修改項目申請書的單位或個人，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
　　記者注意到，在該委同期發布的2025年第二批次科研不端行為案件處理結果中，有近三成案件涉及買賣實驗研究數據、買賣論文等問題。
　　學術何以成“買賣”？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了多位一線科研人員、科研管理工作人員和政策專家，展開探討。
　　論文項目與利益深度捆綁誘發學術“買賣”
　　“職稱論文發表，別禮貌問價了，我們直接報價”“畢業論文，支持加急”“25年期刊發表價格公布”……在社交媒體、電商平台等搜索“期刊”“論文發表”等關鍵詞，上述相關內容隨即顯現。還有機構表示基金標書修改“成團”可以“立減”數千元﹔年中“預存經費”，享受“超值優惠”。
　　某北方高校青年學者李凱（化名）透露，確有一些同行會購買論文或者標書，學術買賣、代寫“不是個案”。
　　一篇發表於2022年的研究論文《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學科研誠信專欄通報的科研失信論文分析》顯示，在其納入研究的163篇存在學術不端及科研失信問題的醫學論文中，有50.3%涉及論文買賣、代寫代投問題。
　　一位醫療行業人士透露，盡管通過一些代寫、代發機構發表論文的費用昂貴，但一些基層醫務工作者仍有需求。記者隨機聯系了3家醫學論文代寫代發機構。在不同等級的期刊上發文，這3家機構報價在2.5萬元到約8萬元之間。
　　學術灰色產業鏈的需求背后是什麼？
　　在某南方科研院所科技管理處工作人員李蘭（化名）看來，個人科研誠信意識不足是導致學術買賣發生的最直接原因。李蘭分析，高質量論文、重點項目等往往是科研人員職稱評審、職務晉升的重要評價指標，有些科研人員為了追求名利，不惜鋌而走險，把科研誠信拋之腦后，違背了從事科研工作的初心，也違反了法律。
　　“很多（單位）考核是跟那些（論文、項目）指標硬挂鉤的。”李凱向記者展示了兩家高校的崗位聘用要求文件，其中高質量論文、重點項目是教學科研型教授考核必備條件。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仲偉俊長期關注科技創新管理與政策，他認為，一些科研人員之所以選擇“用商業化方式解決科研問題”，與學術道德規范的缺失有關。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由於論文、項目與科研人員的切身利益深度捆綁，這種評價、激勵導向誘發和滋長了學術買賣的需求。
　　北方某高校科技政策專家李力（化名）透露，副教授、教授與特聘教授在人、財、物，比如團隊引進人才、工資、辦公場所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往往相差懸殊。他坦言，與買論文、申請書可能獲得的收益相比，學術不端可能付出的代價顯得並不高。
　　有機構打出宣傳語：發論文就像投資。仲偉俊坦言，論文、項目的等級、數量等，對個人收入、發展影響很大，致使買申請書、論文、數據等行為的“利潤率”很高。
　　學術交易折射評價評估痛點
　　為何比拼論文、項目，會成為不少科研人員生存和發展的“剛需”？
　　在李力看來，這種現象折射出了人才評價和機構評估的一些痛點。
　　在人才評價方面，他認為，高校中普通科研工作者的上升通道比較“窄”。相比於科研人員的體量，考核指標中認可的高層次項目十分有限，且其中一些項目對申請人的年齡有限制。有些人急於求成，因而選擇冒險求助於學術灰產機構。
　　仲偉俊則認為，當前不少單位對科研人員的考核評價往往過“緊”、過“急”。
　　李蘭表示，在她所在單位，不同水平的論文、不同等級的項目會和其他一些指標一起折合成積分，作為考核科研人員的重要依據。以評職稱為例，單位會按照積分排名的順序優先將機會給到排名靠前的人選，科研人員為了提升排名，就需要比拼發論文、拿項目。
　　她分析，盡管近年來各方面科研誠信建設舉措頻出，但在利益驅使、競爭壓力、評價導向等的輪番刺激下，學術誠信或許在一些人心中就“放在后面了”。
　　此外，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副會長兼人才發展專委會理事長李志民認為，人才分類評價落實得還應該更“細”。他認為，針對一些本不以科研為主要工作任務的職業，諸如護士、職業院校教師等，在進行評價時往往也需要考核論文、項目等，也容易激發學術買賣行為。
　　用人單位又為何看重論文、項目等指標？
　　“平台要發展。”李力說，主管部門在考核機構時需要“抓數據”，以便作為依據來配置資源。而項目、論文等可量化的指標是數據的重要組成部分。
　　李蘭說，高影響因子論文、年度項目經費落實情況、“帽子”人才數量，仍是一些主管部門對科研單位評估的重點指標。她表示，如果指標“弱”了，一些重點科研平台就有被摘牌的風險。用人單位很難不將壓力傳導到個人。
　　李志民分析，對機構來說，一方面往往是“考核什麼就做什麼”﹔另一方面社會機構排名等壓力也促使其看重項目、論文等量化指標。
　　事實上，近年來，一系列涉及科技評價改革舉措接連出台。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提出克服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傾向。隨后多部門聯合開展清理“四唯”專項行動﹔2024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目前從不少一線科研人員的感受來看，評價、評估的指揮棒仍有待持續扭轉。
　　李志民認為，科研管理工作改革還需要進一步領會“三評”（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精神，要進一步深刻認識科研工作的規律和特點。
　　仲偉俊提出，科研工作的客觀規律和搞產品生產不同，並非每個人在相同的工時下都會有等量的產出，“10個科研人員中可能只能指望一兩個人‘冒出來’，產出有重要價值的成果”。
　　他表示，如果科研管理過於看重量化指標，在防止“不干活”的同時，可能也制約了“真干活”的人，使其無法長期堅持坐冷板凳追求重大成果。
　　學術“買賣”標本兼治要“堵”更要“疏”
　　仲偉俊認為，學術“買賣”問題，應標本兼治。要“堵”，更要“疏”。在“疏”的方面，需要正視機構評估和人才評價的痛點。
　　李志民建議政府主管部門建立更加科學合理的機構評估導向，進一步推進分類評價。
　　仲偉俊表示，我國要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意味著過去跟蹤發展型的科研范式，要向原創引領型的科研范式轉變，科研管理也要與原創引領型的科研氛圍相適應。
　　有業內人士觀察到，隨著2022年科技部、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的《關於開展科技人才評價改革試點的工作方案》等各項政策的逐步推行，近些年，一些高校、院所已經在崗位聘用、績效考核等方面顯現出較為“超脫”的趨勢。
　　仲偉俊認為，原創引領型的科研，需要建立“寬宏大量”“有耐心”的科技評價體系——寧可允許一些人不出成果，也要營造適度寬鬆的學術評價氛圍，為真正有潛力的科技人才提供出重大成果的良好土壤。
　　同時，受訪者均表示，無論如何學術不端行為都不應縱容。
　　“堅決遏制”“露頭就打”，談及學術不端行為，多部門的態度都是“零容忍”。2022年，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門印發《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規則》，明確了科研失信行為的內涵，“買賣、代寫、代投論文或項目申報驗收材料等”涉及其中。該文件還對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工作的職責分工、調查、處理等內容進行了規定。
　　仲偉俊認為，在“堵”的方面，規章制度有必要進一步細化，越“可操作”越好，同時要對學術不端人員適當加強懲戒。
　　此外，他還建議注重營造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圍，引導科研人員積極理解科研的本質，避免將科研“工具化”。（記者 張茜 實習生 劉璇）

               
                (責編：木勝玉、朱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