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高校的SSCI综合征

顾夕夏灬

　　作者：刘爱生（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高校破除论文“SCI至上”的现象，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类似的现象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也不同程度存在，即对国际期刊“SSCI至上”。一是在大多数高校的科研奖励中，发表SSCI论文的奖金远高于中国期刊论文；二是在学术评价中，SSCI论文的权重远大于中国绝大多数期刊论文，往往只有中国的权威期刊（一个学科通常只有一个权威期刊）才能相媲美；三是在职称评定中，发表SSCI论文具有极大优势，甚至一些在境外刚刚毕业的博士因发表了多篇SSCI论文就被名校聘为教授、博导。
　　在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由于在学术评价机制中过度推崇SSCI论文，以至于“SSCI至上”已成为科研文化的一部分。“SSCI至上”的学术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早在2014年就被台湾学者形象地称为“SSCI综合征”（SSCI syndrome）。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在许多方面产生了同样的病症。不仅一流大学的人文社科学者前仆后继争相在SSCI期刊上发文，而且二、三流大学也加大奖励力度，以刺激更多的教师争取在国际期刊上露脸。对此现象，我们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辩证地看待SSCI在学术评价中的作用
　　中国高校为何如此重视SSCI论文，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的理想追求。自20世纪末、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不断发展、国家不断走向世界，要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走出去，加强与国际接轨。如何“走出去”“与国际接轨”，发表SSCI论文无疑是重要途径和表现。二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现实需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大重要战略，也是中国大学自身向上发展的动力。到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但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即在世界各大排行榜的排位。排名靠前的，往往被认为是一流的、领先的。而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中，论文发表是评价的核心。而衡量人文社科发表，又以SSCI发表为重，国内发表处于次要的地位。
　　应该说，自21世纪初SSCI引入中国学界以来，中国人文社科的国际化进程有了极大的推进。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开始具备一种国际性的视野，并逐渐摆脱了过往的封闭状态而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之中。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大陆学者的面孔。这当中少数卓有建树的学者甚至获得国际性的学术奖。随着这批学者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他们亦将中国的学术观点和视角推向全球。诚如一些中国学者所言，用英文写作可以使论文获得更加广泛的读者群体，有利于作者参与国际讨论，有利于影响西方的学术界，进而为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此外，SSCI作为一种相对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国际性评价标准，它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我们在学术评价中常有的论资排辈、人情关系现象，使得一批年轻学者脱颖而出。当然，得益于中国学者大量发表的SSCI论文（当然还包括体量更大的SCI论文），中国大学的排名无论在世界哪个排行榜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过度重视SSCI的评价功能，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一是过分倚重SSCI作为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指标，容易使中国学术陷入自我矮化的困境。因为我们不能将学术的政策与方向、审核与取舍，交由西方学界来操作和评定；二是将SSCI作为人文社科评价标准不利于学术创新，这会导致“西方学界对什么可能感兴趣，我们就研究什么”，而不利于真正创造性工作的展开。三是将SSCI作为评价标准，会造成教师对教学投入的减少。对于英语为非母语的学者来说，发表SSCI论文（SSCI期刊大多为英文期刊）无疑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一个人时间与精力固定的情况下，自然会减少对教学的投入。
　　此外，随着大学科研非学术影响评估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不仅限于论文发表的数量、所在期刊档次、影响因子等（即学术影响力），而且强调科研成果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的现实影响力。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即是“社会有用性”（social usefulness）或“社会适切性”（social relevance）。从这个角度上，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发表的大部分SSCI论文并没有给所处地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帮助。相反，由于语言的隔阂，国际发表反而阻碍中国民众对相关知识与信息的获取。这显然不是科学研究的初衷，也有悖于中国当下所提倡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曾指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是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这一个“长”字，就突出了一所大学的命运应该与其所在的国家荣辱联系在一起。
　　SSCI综合征的化解
　　首先，提升我国期刊的办刊水准与质量。需要承认，现在不少期刊，甚至包括部分核心期刊，存在审稿不严、选文不规范的现象。同时，在中国人情社会中，论文发表背后还存在各种“跑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行为。诸如此类的现象，难免不让人产生国际期刊/论文质量高，我国期刊/论文质量低的印象，进而驱使一些学者走向国际发表之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国期刊应借鉴国际成熟的办刊经验，组建专业的刊物管理队伍与评审专家库、严格审稿、规范选文、严格执行匿名审稿制度，坚决杜绝人情稿；进一步扩大优秀中文稿源，面向海外华人学者、港澳台学者征稿。
　　其次，完善学术评价体系。一方面，对海内外期刊一视同仁。鉴于我国越来越多学者毕业于海外名校，他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西方学术范式，并且已经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他们发表SSCI论文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对于一项研究评价的重点应是其创新水平，而不应以论文发表载体作为唯一评价依据。换言之，在学术评价中，不应过度拔高SSCI期刊的地位与权重。另一方面，改革我国期刊分级制度。目前在高校普遍存在着期刊分级制度，如权威期刊、一级期刊、二级期刊等。问题是，在这种划分体系中，权威期刊通常只有一种，而在不少高校的职称评定中往往需要有权威论文发表。这种情况导致不少教师在权威期刊发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转而投向国际发表（在许多高校一篇SSCI等同于一篇国内权威论文，而SSCI期刊选择余地大得多）。一种较为合理的做法是，一视同仁对待我国CSSCI来源期刊，不再划分等级，因为它们已经是精挑细选的期刊了。
　　最后，平衡国际发表和国内发表。鉴于世界各国的学术评价日益兼顾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因而一个中国学者纯粹用外语发表，是不利于其成果在中国产生社会影响力的。当前，已经存在这样一批学者，他们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具有一定的国际能见度，但大部分中国学者对此人知之甚少，更遑论其学术成果对中国现实产生了任何积极影响。对于这种现象，台湾学者称之为“全球出版vs地方消失”（publish globally vs perish locally）。诚然，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但研究者有祖国，尤其人文社科研究者，还肩负社会责任，如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启迪民智、文化引领等。因而，在职称评定、各种奖项申报过程中，应适当限定外语论文的比例。
　　当然，化解SSCI至上综合征的办法远不止上文提到的三点，笔者想着重强调的是：一、一项研究成果的评价核心是其创新水平与社会价值，不能简单地“以刊评文”；二、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绝不是简单的SSCI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做出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努力实现“那时候，中国学术之国际化，将是水到渠成”目标。
　　《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2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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